在中國對外貿易的歷史版圖上，廣東始終是一個最為醒目的坐標。西漢時期，廣東即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fā)地之一。18—19世紀的廣州“十三行”時期，在“一口通商”體制下，廣州成為中西貿易往來的唯一合法口岸，也由此構成早期全球化網絡中的關鍵節(jié)點。大量廣貨經由十三行出口至歐洲與美洲，萬國商船云集的廣州不僅成為中外貿易的樞紐，也是中國外銷藝術品的生產基地與中轉基地，大量外銷藝術品在廣州加工制造并走向世界，其中外銷畫、外銷瓷與外銷扇尤具代表性。這些商品不僅是商業(yè)交換的物質成果，更是跨文明互動的文化載體。
從全球史與跨文化交流的視角來看，廣貨出海并非單向度的“文化輸出”，而是一種在市場機制、審美互動與技術交流中形成的文明互鑒過程。本文以外銷畫、外銷瓷與外銷扇為例，探討十三行時期廣貨如何在市場需求與文化調適中生成“混合型藝術形態(tài)”，并對中西文明交流產生深遠影響。文章由此進一步探討十三行時期外銷品的成功經驗對當下廣貨出海與中國文化出海的啟示。
一、十三行時期外銷品與“中國風”（Chinoiserie）
明末清初愛國詩人屈大均的《廣州竹枝詞》：“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道出了廣州的絲綢和棉布暢銷海外的盛況。清代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后實行的“一口通商”政策，使廣州成為西方國家與中國貿易的唯一通道。十三行作為清代廣州對外貿易的官方與民間中介聚集地，成為東西方商品、信息、資本與人際網絡的交匯點。正是在這種頻繁接觸與需求協(xié)商中，外銷商品逐漸發(fā)展出兼具東方工藝傳統(tǒng)與西方審美需求的混合特征，涵蓋裝飾、繪畫、園林和手工藝品，由此在18世紀的歐洲宮廷刮起“中國風”（Chinoiserie）。洛可可風格可被視為西方對中國藝術視覺資源的雜糅與再創(chuàng)造，體現(xiàn)了18世紀歐洲社會對東方審美與異域想象的熱切追求，也是廣貨出海對中西方文明互鑒作出貢獻的一個實例。
二、外銷畫：塑造歐洲的“中國想象”
當意大利畫家郎世寧在清朝宮廷將西方寫實的繪畫風格融入中國傳統(tǒng)繪畫之際，廣州畫匠為滿足西方市場的需求，采用西方的繪畫技法、材料繪制了有別于中西方傳統(tǒng)審美的新式藝術品——“外銷畫”。
廣州口岸的外銷畫家們適應西洋主顧的要求，以油畫、象牙細密畫、玻璃畫、水彩畫、壁紙畫等多種形式進行創(chuàng)作。模仿西洋技法描繪中國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絲綢、茶葉、瓷器生產過程，在中式風景中畫入西洋船舶、廣州港口風光、外國客商肖像等。中國清代外銷畫研究學者程存潔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盛行于18、19世紀的中國外銷壁紙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是中國傳統(tǒng)卷軸畫與西洋畫的完美融合，是在歐洲洛可可風和中國風影響下的時代產物?，F(xiàn)存于廣州十三行博物館的《清代廣州田園風情壁紙畫》反映了200多年前廣州市井生活和經商場景。
外銷畫技法融合了中國工筆傳統(tǒng)與西方透視、光影表現(xiàn)方式，體現(xiàn)出明顯的跨體系特征。這種融合并非簡單模仿，而是市場互動的結果。西方買家希望獲得具有“東方情調”卻又符合自身視覺習慣的圖像產品，因此催生了兼具寫實與裝飾性的繪畫風格。外銷畫既是文明互鑒的媒介，也是跨文化再生產的產物。
三、外銷瓷：燒瓷工藝的東風西漸與來樣定制
外銷瓷是指中國古代通過貿易形式銷往國外或由外商來樣訂制的瓷器產品，其外銷歷史始于唐代。外商來樣定制瓷器始于明代晚期，荷蘭商人帶著木模到廣州訂制首批適合歐洲的瓷器，標志著大規(guī)模來樣定制的開始。清代康熙、乾隆年間，隨著廣彩（廣州彩瓷）的興起，紋章瓷（帶有歐洲貴族、都市或團體徽章的瓷器）的定制進入極盛時期。廣州彩瓷始于明代的廣州三彩，到清代發(fā)展成五彩，并在乾隆年間逐步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當時的商人從景德鎮(zhèn)運回白瓷，在廣州繪上色彩鮮艷的圖案，再燒制而成。既保留青花、廣彩等傳統(tǒng)裝飾元素，又吸收異域情調的西洋元素，深受歐美人士歡迎。與此同時，歐洲陶瓷工匠也廣泛借鑒中國裝飾元素，催生“中國風”（Chinoiserie）裝飾潮流。
中國瓷器在燒制技術與材料控制方面長期領先歐洲。18世紀以前，歐洲尚未掌握成熟的硬質瓷制造工藝。對中國瓷器的研究與仿制，直接推動了邁森瓷、塞夫勒瓷以及英國骨瓷的發(fā)展。中國文化隨瓷器貿易遠播海外，西方的需求和審美為中國瓷器藝術注入新的內容，產生了許多全新的造型和紋樣，這種技術互動構成文明互鑒的實質層面。
四、外銷扇：日用器物與社會禮儀的跨文化流通
（一）藝術與實用的結合
清代廣州外銷扇兼具實用性與裝飾性，材質多樣，紋飾精美，黑漆描金、象牙貼面、燒藍、刺繡，集多種工藝于一扇，彩繪西洋園林、田園風光、樹木花蝶，以其奢華精美的設計折服歐洲上層社會，在西方貴族中風靡一時，展現(xiàn)近代中外貿易與文化交流的繁榮景象。折扇亦可個性化繪制，扇面上常結合中西文書、人物與景物，成為傳播中國繪畫與書法的一種渠道。這種商品形態(tài)反映出高度的文化適應能力：它既保持中國傳統(tǒng)工藝優(yōu)勢，又融入西方題材與社會禮儀需求。
（二）身份象征與文化消費
在18世紀歐洲上流社會，扇子不僅是日常用品，更是社交禮儀與身份象征。外銷扇的流行，使中國工藝進入歐洲貴族生活空間，成為一種象征異域品味的文化資本。從物質文化史視角看，外銷扇體現(xiàn)了商品如何通過消費實踐參與跨文明互動。
五、廣貨出海與中國文化出海的雙向促進作用
（一）市場驅動型文化互動
綜合外銷畫、外銷瓷與外銷扇的案例，可以發(fā)現(xiàn)十三行時期的廣貨出海是市場驅動型文化互動，實質上起到文化傳播的功能。外國人由商品了解了中國人的審美、禮儀、風俗、生產、生活場景等。這種文化交流以商業(yè)需求為動力，而非官方文化外交。廣州畫師的“中國味西洋畫”和郎世寧的“洋味中國畫”，是文化雜糅和文明互鑒的結晶，彰顯商貿與文化交流的雙向促進作用。
（二） 文化消費驅動商品流通
東方元素被吸納進西方審美結構之中，它們成為一種風格資源，一種品味與身份的象征。消費者通過再使用、再展示（居家陳設、收藏、禮贈）對商品賦予更多文化內涵，由文化消費推動商品消費。
（三）文化雜糅與產品創(chuàng)新
外商定制生產使得文化藝術品成為跨文化協(xié)商的結果，實現(xiàn)了雙向影響機制：既影響歐洲裝飾藝術與消費文化，也促使中國工藝進行適應性創(chuàng)新。在目標市場的適配性等方面，傳統(tǒng)廣貨在商品生產與設計方面展現(xiàn)柔性適配能力，通過物質形式與符號再造（圖像、紋飾、題材的重構）在“第三空間”產生了新的混合意義，推動了跨文化風格混雜（hybridity）的形成，實現(xiàn)了產品創(chuàng)新。比如，歐洲瓷器廠廣泛仿制“青花風格”“廣彩裝飾”，甚至直接復制中國圖樣。這種模仿并非完全復制，而是在本土審美體系中加以改造，形成“歐式中國風”。
展望當下廣貨出海，以聞名世界的中山燈飾為例，融合中國元素與他國文化元素的創(chuàng)新，有助于提升廣貨品牌的品牌辨識度和附加值。
六、文化賦能廣貨出海
藝術是沉默的文化大使。在全球貿易網絡中，不同文明并非彼此隔絕，而是在物質交換與審美互動中不斷重構自身。廣貨海外品牌的塑造，不僅要依靠商品貿易，更應注重跨文化協(xié)商。如今廣貨出海應注重文化賦能，將實用性、文化特性、藝術性融入商品肌理，以文化消費促進商品消費。通過適配海外市場需求與文化特色，實現(xiàn)產品創(chuàng)新，在滿足海外市場需求的同時，保留并轉化中國傳統(tǒng)工藝與視覺語言，使商品具有跨文明特征的藝術形態(tài)。因此，廣貨出海的意義不僅體現(xiàn)在經濟層面，更體現(xiàn)在文明互鑒層面。在此意義上，商品出海與文化出海構成一種實質性的統(tǒng)一。
作者系電子科技大學中山學院外國語學院教授、中山市宣傳思想文化特聘人才
編輯 張倩? ?二審 韋多加? 三審 向才志
